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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可信资产):全球人才争取与价值最大化是决定未来中美国际话语权的核心
丁彦皓可信量化 06-03 09:149107

全球人才争取与价值最大化是决定未来中美国际话语权的核心

\丁彦皓-可信资产-量化投资

一、中国关系特征演变分析

理解国际关系必须抛弃朴素的中产阶级思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现实环境下,各国执政团体对同一国际纠纷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当前在国内炒的最热的非中美贸易纠纷莫属,其实,这是中美经济发展到当前状态下的历史必然,但绝对又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断不会出现很多媒体与个人所一直鼓吹的“危言耸听”。其实,二战后,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的演变更多是由一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哲学思维所决定,而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嫁接精致的利己主义后更能理性的应对中美关系所出现的任何波折。如果拉长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最激烈碰撞期应该属于抗美援朝,那是真枪实刀,死伤无数的战争。但是,1972年之后,中美经历过三次极其剧烈的冲突,即1989年*广*场*/事件之后西方对中国的短期全面封锁、1998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以及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尤其是1998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与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是实实在在死过人的,当时让中美两国的执政团队都面临了极大的挑战,甚至很有可能改变世界格局与中美两国的国运,但是,最终都以中国的妥协所告终。

但是,中美关系自二战后演变至今最大的不同点有四点,即

1、中国腾挪的空间已经今非昔比,即当前中国完全有能力给美国带来无限的麻烦,但也能够带来无限的利益。而在以往,美国有能力轻轻松松断送中国的国运;

2、中美两国的国运已经彻底的搅在了一起,双方都面临“投鼠忌器”的尴尬,谁都无法轻易乱动;

3、中国当前已经完全具备挑战美国国际话语权的实力,尤其中国的终极战略目的就是重回世界之巅,这是中美关系当前最大的尴尬;

4、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不具备后发优势,而未来更多需要在很多领域完全引领,所以,中国必须改变自身的发展逻辑。

但是,美国当前整体面临的尴尬是实力与欲望不吻合,美国在全球利益博弈中要的太多,但是,其实力相对不足以致于在获取利益时受各大国的掣肘。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变化是要的更多,付出更少。无论是核武器对国与国之间战争的平衡,还是整个人类社会对处理纠纷方式的理解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国与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直接武装冲突的概率越来越低,而合作的基础也越来越扎实。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对美国的安全需求日益降低,而对中国的经济与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越来越强烈,这种无形的演变让美国的传统盟友利益格局出现了“裂缝”。其实,冷战之后,美国精英界一直误以为是美国导致的苏联解体,夸大了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而忽视了苏联自身的问题。所以,冷战后美国在俄罗斯面前的超级自信迫使其毫无顾忌的持续战略空间挤压,最后自然也为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另外,美国对1985年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冲击也形成了误判,事实是苏联解体是上帝的决定,而美国只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5年的广场协议更多是日本给美国挖的一个大坑,而非美国搞垮了日本。经过几轮石油危机之后,日本本土面临能源短缺、污染严重与对外出口的贸易纠纷不断,所以,日本选择了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即以股权投资的方式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将日本的财富潜藏在全球各地。在本土只维持稳定的货币投放与环境保护,虽然后来导致了日本的GDP增长乏力,但是,GNP却全球一流。

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与日本也存在相应的差异,即美国选择将附加值最高的科技与金融板块,以及比较优势更明显的农业留在了国内,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东亚,尤其最后成就了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中国经济的尴尬是在人口红利最好的时期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赚取外汇与激进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推动本土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虽然这一战略受国内经济学家所一直诟病,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选择该战略则意味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经济总量做到全球第二。因为经济发展必须尊重其必然趋势,这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经济体在发展的初期必然会选择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向出口战略,但是,这一战略有其特殊的历史有效期,只能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如果不及时转型升级,最后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诅咒。

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虽然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是不可否认是中国社会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与对外出口战略,很多企业一直忙着赚钱,忽视了转型升级,从而导致其发展的可持续性严重受损,这也是我一直呼吁的“房地产挤出效应”。另外,在过去20年,尤其胡温时代,中国以压抑市场博弈的有效性,过度的维护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将大量的精力与资源投放至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与中部崛起,以致于严重的影响了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效率。十八大之后,中国经济战略最大的取舍就是恢复东部经济的效率,让市场选择主导中国的经济平衡。这一战略虽然让大量人口聚集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推高了房价,但是也让经济发展的效率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尴尬有三条,即

1、后发优势已经不在;

2、与美国产业从互补主导演变至竞争,这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最大的尴尬;

3、已有的经济发展红利也在日益降低,而新型的发展模式正在探索的过程中。

至于中美贸易纠纷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除了加速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外,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

中美贸易纠纷能够爆发的原因就三条,即

1、美国政客误以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经济体是导致其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忽视了自身的问题;

2、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开始威胁到了美国的国际地位,这让美国“如坐针毡”;

3、个别政客想通过贸易纠纷捞取政治资本,寻求连任。

在我看来,美国当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具有高瞻远瞩,能够战略性决定美国国运的政治家不在核心岗位,其影响力根本无法决定美国的国家未来,而当前主政的都是一帮华尔街的“小混混”,打打群架,以丧失国家信用找几个实力弱小的国家打劫一番是可以的,但是,在决定未来30年美国国运上难以胜任。事实是美国要想在未来30年与中国决一雌雄的唯一选择就是借助中国的优势寻求自身的持续突破,而非持续给中国找麻烦。中国也是如此,中国要想在与美国的博弈中胜出,不是到处给美国添堵,而是理顺与其关系,让自身升级转型。庆幸的是从目前的态势来看,中国依然选择这一路径。诸如伊朗石油部长赞加内在凤凰卫视记者的独家专访当中,确认中国不再购买伊朗的石油。但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演讲中明确提到如果有人敢分裂台湾,中国军队不惜一战。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遵从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绝对不妥协,但是,也绝不挑战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这是在当前中美实力现实下,中国最理性的选择,也在美国能够接受的范畴内。

三、全球人才争取与价值最大化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战略着力点

曾经好长一段时间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主导力量是农民工,确实,无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还是对外出口都是基于廉价的人口红利。但是,在上述三大决定经济发展的红利不在时,人才开始登临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中央。其实,人才很难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而确定人才的唯一机制就是市场。即能够创造价值的人就是人才,而无法创造价值,或者所创造的价值与其收入不匹配的人则为庸才。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人才的价值始终未能够完全公允,诸如金融界比较诉诸于有资源的人,牌照与股东背景优先,而谁做都一样。但是,当前随着间接金融发展进入稳定期,直接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升时,具有主动管理能力的人才价值开始得到有效的公允。要让人才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必须基于三点,即

1、整个经济体要有承载人才价值发挥的载体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是由关系与资源决定的,而诸如数学、物理学等基础科学从业人员的价值未得到完全公允,长期以往,这类人才全部涌入附加值更高的金融、房地产,甚至公务员等行业,以致于让基础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严重受损。另外,中国核心竞争力相对较强的企业更多是在基础科学的应用领域,而对基础科学的发展始终未得到重视。即使重视也是政府以高校、科研院所的方式来推行,忽视了市场的力量,但是,事实上政府主导机构的效率极低,远不及市场的力量。所以,让人才价值最大化的最优载体是市场,而非政府,政府只能扮演辅助作用,绝不可主导。

2、人才的价值要得到公允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是以收益导向型,即哪个领域赚钱,哪个领域发展的速度就较快,人才也聚集。因此,金融与公务员系统聚集了大量的人才,致使人才严重的与其能力不匹配,导致人才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与浪费。其实,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人才的价值未得到有效的公允,一旦收入与其价值出现错配时,人才自然会选择收入更高的行业。以致于部分行业人才严重过剩与浪费,但是,真正需要人才的地方却人才严重缺失,影响经济的转型升级与可持续性。

3、辅助人才价值得到发挥的机制严重不足

人才要想价值得到有效发挥的前提是必须要借助某一平台与机制辅助,孤零零的人才价值很难得到有效的发 挥。在市场机制下,要想人才的价值得到有效的发挥除了经济体具备承载人才价值发挥的载体外,还要有辅助人才价值得到发挥的机制,即发达的PE/VC与资本市场。既有背景,又有实力的人才异常稀少,更多的人才是实力较强,但是,也很屌丝,需要资金辅助其价值最大化,而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PE/VC与资本市场远不及美国,这是未来中国美国全球博弈中最大的软肋。

中国具有健全的产业链与世界上最庞大的市场,尤其具有巨大的工程师红利,这三大优势的价值最大化必须嫁接到全球人才红利基础上,而在后发优势渐失与美国对中国的芥蒂心理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必须要做好引领各行业的准备。而不是陷入与美国无休无止的贸易纠纷与制裁、反制裁中,一旦当中国拥有的技术美国没有时,技术封锁的必要性瞬间荡然无存,而各行各业的技术引领对已经习惯于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而言绝对异常陌生,但又是当前所必须要面对的困难,该困难也决定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性与国际话语权。所以,中美最终的博弈不在军事,也不在贸易上,而在全球人才争取与使其价值最大化上,而这一博弈的白热化应该在五年内能够凸显。

建国初期,“穷亲戚”死缠烂打找援助,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感较足,而对发达国家人员的流入主动性不足,以致于中国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外籍移民的空白。但是,未来中美博弈的终点必然会落在对全球人才的争取上,因为中国当前与美国博弈的核心点在科技创新,而非其他。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粤海街道的传奇的原因,无非就是战略目标清晰与人才管理到位。至于贸易战中的技术制裁纯属“无稽之谈”,制裁自己的客户,也就意味着自掘坟墓,三岁孩童都懂的道理,这种事也就老特才能干得出来。尤其中兴通讯的软弱与短时让老特尝到了技术制裁的甜头,但是,遇到华为显然有点尴尬。其实,华为根本没有外界所言的那么强大,也没有美国所估计的那么软弱,但是至少华为在过去的半年中储存了大量的授权合同与配件,另外,在很多领域华为的技术是能够顶替的。因为华为坚信现在服软只会让老特得意忘形,不知收敛,而一旦华为表现得异常自信,又在中国政府的强势回击下,老特根本扛不住大选失利的冲击,双方妥协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华为的最佳选择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先硬撑着,等待变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在高端创新领域的博弈必将白热化与持久化,因为现实已经决定科技创新是唯一决定中美最终国际话语权的因素。

中国当前必须与美国尽可能地处理好关系,与美国彻底闹翻是对中国战略取舍的不负责。但是,中国也必须在核心问题上据理力争,决不妥协,因为现实是中国当前所掌握的腾挪空间足以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但是,中国绝对要在其他国际纠纷上回避俄罗斯的尴尬,不能凡是美国反对的俄罗斯都支持,美国支持的俄罗斯都反对,中美硬碰硬的结局必然是中国付出的更多。所以,中国必须尽可能的将自身利益与美国完全搅在一起,让美国始终投鼠忌器。当前中国应对美国贸易纠纷最大的手段就是中美的产业链完全的融为一体,诸如打压华为则意味着高通、谷歌与微软的市场份额丢失,为欧洲、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竞争者扫平了障碍,这是美国断然无法接受的。另外,老特一直鼓吹中美贸易的不平等,其实,中美在市场占有率上更加不平等,美国在中国的投资约为3万亿人民币,而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不足5000亿,这有产业分工的因素,但是更多是美国对中国投资的人为排挤。其实,一直以来中国在对待韩国与日本的企业时实施“市场对等”行为,凡是中国企业能够替代的行业,韩国与日本的企业都几乎已经完全退出,专业术语是“国产替代”。北京唯独没有难为美国的企业,这是对超级大国的顾忌所然。但是,北京也必须让美国政府以及相关企业深知市场对等制裁的威慑力,因此,北京定然拿几家能够被中国企业轻易替代的美国企业开刀,杀鸡儆猴,以儆效尤,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联邦快递这次被祭旗是个大概率的选择。

1989年*广*场*/事件之后,美国携其全球盟友对中国全面制裁,致使中国经济一片萧条,但是,当时苏联尚未解体与中国也无力挑战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后来中国以在安理会弃权美国攻打伊拉克换取美国解除对中国的制裁。1998年,因为美国情报机关误判被南斯拉夫打掉的F117残骸寄存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而对其实施轰炸,让中国颜面扫地,中国除了抗议与获取美国的道歉外,再无任何应对之招。而当前中美所各自掌握的话语权差距现实已经决定中国完全有能力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绝对不能挑战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地位。因此,中国暂时停止从伊朗采购原油也是对美国所释放的善意,更是亮出博弈筹码。这将是未来很长一段事件中美博弈的底线所在,即只要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受侵犯,中国绝不挑战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但是,如果美国擅自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必然强势回击。

科技创新是中美博弈胜出的最终决定因素,中美的博弈必然会从硬碰硬的“零和对抗”转向对全球人才争夺与使其价值最大化上,而在这一领域美国明显优先于中国。美国具有全球一流的高校、科研院所,也具有全球一流的PE/VC群体,更有超级发达的资本市场,对移民的包容度远超中国。相对而言,中国社会较为封闭,对外籍人才的接纳度不足,对人才的价值公允与效用最大化上存在机制、制度与产业基础等领域的不足,这对中国是极大的挑战,但也是未来制度供给与改革的着力点。


相关文献衔接:

丁彦皓(可信资产):中美贸易纠纷加速中国脱离对美国高科产业的依赖


可信资产(珂芯资产)因“可以信任的资产管理机构”而得名,是一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为基础的量化对冲投资机构,主要从事股票、大宗期货、ETF与期权等领域的二级市场量化交易。以避免人工交易过程中由于情绪波动带来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同时利用计算机的无休眠、高频等优势,帮助客户赚取低风险与稳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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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彦皓 可信资产(珂芯资产)董事长,房地产金融学博士、投资学(量化对冲方向)博士后,专注资本市场,负责量化对冲、权益投资与资本运作等领域的投资,关注国际关系、历史、哲学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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